第 五 编
中共安乡地方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10月）
第十二章
恢复与发展中共安乡地方组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全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共歼灭日军52万人，国民党正面战场歼灭日军53万人，日军伤亡、被俘共252万人。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战争消耗上千亿元。中国人民以惨重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安乡人民在中共湖南省委、湘西工委、安乡区工委、常安南工委的领导下，在解放战争中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策动国民党安乡县政府和驻军的头面人物投入革命洪流，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安乡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安乡解放前夕的政治社会形势
抗日战争结束后，处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安乡人民，渴望重建家园，过上自由、民主、安宁的生活。但是，国民党为了内战的需要，政治上继续发展反共党、团和特务组织，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及其爱国民主活动。经济上向人民群众横征暴敛，地主资产阶级更是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加上洞庭湖区连年发生水、旱、虫灾，安乡经济处于大崩溃的边沿。安乡老百姓同其他国统区人民一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地处湘北的安乡，解放前夕的政治状况：国民党安乡县执委和三青团，由于党、团合并时内部互相倾轧，实力明显削弱。县执委书记长熊孔陔，活动诡秘。三青团安乡分团干事长裴力之，虽然在党、团合并时丑形毕露，威风败落了不少，但他凭着是县参议长、“国大”候补代表、银行董事长等多种身份，势力仍然显赫，气焰依旧嚣张。县长熊壮猷受其主子李默庵的严格控制，在全县加强警戒，召集一些“精神训话”会，借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县自卫总队副队长曾济民态度暧昧。地方势力大多数表面上不问政治，十分镇定，实际上是在窥探动向，以便采取行动。只有顽固不化的何养模，到处叫嚷“精诚团结”、“镇定应变”，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解放前夕安乡的社会形势：政府抓丁，勒索人民。国民党为了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老百姓苦不堪言。为补充兵源，各保各甲都分有抓丁任务。一些青壮年不愿替国民党当兵卖命，经常躲在荒郊野外、坟地、大粪池里，有的甚至自残。国民党抓不到壮丁，就征收壮丁费，一丁一次收谷50~60担，有的户一年被征几次，被弄得一贫如洗。黄狮嘴农民何玉生，一年几次被抓丁，每次被保长征收稻谷60担，东躲西藏也逃脱不了，只得砍掉自己的手指。第一次用刀砍掉左手食指，侥幸躲脱。不久，保长发现他残的是左手，又带着保丁来抓，何玉生将右手放到床庭上，用篾刀砍下右手食指，见皮未脱落，自己狠心地用牙齿将皮咬脱，导致终生残疾。1947年7月12日，安稼乡（今安康乡）乡长徐南溪率10多个乡丁，由保长带路，围住了农民朱梓云的房屋。朱梓云三兄弟，老大、老三都有残疾。朱梓云知道抓丁的来了就往田里跑，乡丁朝他开了3枪，朱身中2枪当场死亡。朱的亲属怒火中烧，附近群众也愤愤不平，其亲属朱腾蛟等人扭着乡长徐南溪到县政府评理。第二天，县里派检察官下乡验尸，侦缉班的陈香圃将检察官请到北河口（今属安康乡）一顿吃喝，不但不处理杀人的乡丁，反将朱腾蛟等人关押20多天。徐南溪则扬言：打死朱梓云，就像打死一条狗。朱家人气愤万分，推朱国华作代表告状。朱家用了一年时间，用掉700多担谷，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地主当道，欺压人民。国民党政府始终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剥削制度。地主利用地租、高利贷剥削农民。受雇的长工、零工长年累月做牛做马，生活得不到保障，没有人身安全。金家当（今属安昌乡）农民何子林与两个青年在地主家做工，煮的一锅粥被地主家养的狗掀翻了，饥肠辘辘的何子林等人一气之下将狗打死烹煮充饥。地主发觉后，强令何等人买纸钱蜡烛，给狗披麻戴孝，祭文上写何子林是狗的大儿子，其他两人是狗的二儿子、幺儿子。他们不仅遭此侮辱，还遭到地主的毒打。社会黑暗，残害人民。农民一年忙到头，过年时连口吃的都没有。1946年12月26日（农历），大中村（今属安德乡）农民郭应龙，到当地保长的伯父家借过年米，在该保长的伯父家睡了一晚。保长为了霸占伯父的家财，借故将伯父杀死，并用麻绳勒死了来借米的郭应龙，悄悄埋在河洲上。郭妻钟冬姑，在雪地里寻找了40多天才找到丈夫的尸体。几个义愤填膺的哑巴将郭的尸体抬到县城，却无处申冤。官匪一家，骚扰人民。安乡湖港交错，芦苇丛生，给土匪创造了栖身与活动的场所，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土匪割地为王，杀人越货，危害百姓。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内战的需要，利用土匪武装势力消灭共产党，采取容匪纵匪策略，给一些势力大的土匪武装头目封官晋爵，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其危害活动更加猖獗。安乡西部的马册玉、马青云、马昆武2000多人，盘踞马家垸（今属安丰乡）、汇口和常德、澧县、临澧、津市边界地区，马册玉、马昆武被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宋希濂封为第四旅正、副旅长。安乡北部，国民党残部江正发、朱和柏500余人，经常骚扰黄山头、焦圻、官当等地，纵横活动在安乡、公安、石首100余公里的地带。江、朱二人也被国民党任命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独立一团正、副团长。安乡东部的安昌、安化（今三岔河镇）、安宏等地，“威岚山”匪首殷三满、殷四满兄弟手下有匪徒200余人，行凶作恶。在安猷、城关和南县西部频繁活动、杀人作案的有以熊炳昌为首的100余匪徒。在下渔口、安德等地活动的有以史辉为首的土匪40余人。国民党的容匪纵匪，形成了官匪一家。这些土匪武装势力政治上反共、反人民，经济上抢掠财物。朱和柏率30多人洗劫焦圻，用机枪封锁要道，一次抢掠的财物装了8船，纸币装了几麻袋。勒索鄢家洲（今属安生乡）的罗家，抢走银元4500余块。马家垸方圆几十里年轻貌美的妇女多被匪首强奸。一些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和分布各地的土匪，三五成群，杀人放火，奸淫妇女。
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安乡地方组织始属中共湘鄂边特委。1946年9月19日，徐少保因叛徒出卖被捕，22日在常德遭杀害，组织被破坏。中共安乡地方组织一度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
1947年6月，魏恒若经中共湖北北山中心县委同意，第二次来湘北。12月，中共湖北襄南地委与魏联系，令他清理、巩固原常、安、南边境的中共组织和党员，开展秘密的组织活动。魏恒若于1948年春到常德、南县和陈家嘴、下渔口等地，联系上部分中共党员，并通过这部分党员联系上其他党员，恢复了他们的党籍。组织系统形成后，建立了中共常安南工委，魏恒若任书记。
1947年，中共华南局决定加强湖南工作，要求湖南的中共组织要重新恢复、重新发展。这年4月，中共党员魏泽颖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村部棉产改进处滨湖指导所技佐的身份来津市开展革命工作。11月，建立了中共津市支部。1948年5月，中共津市支部吸收湖南大学学生、安乡进步青年金汉川（化名王平）入党，金随即被派回安乡工作。1949年2月，中共常安南工委建立中共下渔口支部，罗松柏任支部书记。不久，又建立中共陈家嘴支部，张国文任支部书记。其活动一直坚持到安乡和平解放。3月4日，经魏泽颖批准，金汉川在安乡县城建立了中共安乡县支部，负责全县党的工作，金汉川为书记，高云霞为副书记，时有党员8名。中共安乡县支部确定了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宣传群众、收集敌档资料等任务，还秘密刻写了《告国民党特别匪帮书》200多份，分寄安乡和外地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以震慑国民党政府。6月下旬，中共党员发展到57名，中共湘西工委决定中共安乡县支部升格为中共安乡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金汉川（7月以后由高云霞担任），副书记高云霞，委员王柳、鲁震祥、聂日新、欧阳春、孟觉、邓必开。辖城关、夹洲党支部和陆家渡、三岔河、官当、北河口、理兴当、羌口、西李家（今属安宏乡）7个党小组。7月下旬，中共党员发展到70人，原7个党小组升格为党支部。
上述两个党的组织系统，各自在其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互不发生关系。在解放战争时期，安乡境内的中共党组织所属的党员最多时为155人。
第十三章
开 展 迎 解 斗 争
中共安乡区工委广泛地发动群众，发挥“三联”、“民促社”等组织的力量，在城乡开展反抗国民党贪污腐败的民主运动及对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为争取安乡的和平解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一、建立“三联”组织
1949年初，金汉川、雷秀江、严钦富等3人准备去石门太浮山策动谭杰的部队起义。在请示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时，周礼对安乡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周礼认为安乡搞武装斗争的时机不成熟，党组织不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武装斗争上，而是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反征兵、反征税、反征粮和其他民主运动。根据周礼的指示，中共安乡地方组织确定把开展群众运动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方法是搞个别串连和开展读书活动。
5月4日，中共安乡县支部支委在城新镇中心国民学校（简称“城新小学”，现城关镇城南小学处）召开碰头会。会上，金汉川、高云霞、鲁震祥、聂日新认为，单靠个别串连，群众的发动面太小，吸收党员也不多，应该建立几个党的外围组织，开展群众活动，在群众组织和群众活动中培养和吸收党员。并决定建立3个联谊会，进一步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扩大斗争规模，造成一定的声势，推动全县民主运动的开展。具体由金汉川、周存义负责组建大学专科同学联谊会（简称“大专联”），由鲁震祥负责组建中等学校同学联谊会（简称“中联”），由高云霞负责组建小学教师联谊会（简称“小教联”）。规定党员在各联谊会中掌握实权，但不担任主要负责人，以便开展工作。5月10日左右，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方用，以常澧专署督察员身份来安乡视察党务工作。在听取汇报后强调指出：一定要搞群众运动，抓住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发动群众，因势利导，揭露国民党政府，引导群众看透反动政府的本质，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国民党反动政权。5月中旬，方用又派仇甬夫给高云霞送来指示信。指示信明确规定了发展党员的条件：即要承认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要思想进步，斗争坚决；要立场坚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叛变投敌；要保守党的机密。还指令地下党要注意隐蔽、埋伏，确保组织的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未经国民党政府批准的中共安乡地方组织的3个群众外围组织“大专联”、“中联”、“小教联”（统称“三联”）于5月底至6月上中旬相继建立。“中联”5月31日成立，在中山堂召开会员大会，选举4名常务理事，由常务理事周仲元、周存善、肖恒斌、周秋英轮流负责，会址设县城新生小学（今城东小学，后转至城新小学）。“中联”还在中共党员较多的焦夹乡（夹洲）、安稼乡（北河口）、永裕乡（羌口）、笃睦乡（陆家渡）、湖障乡（黄山岗）等地建立了分会。6月8日，“大专联”在县民报社召开会员大会，选举7名理事、5名监事，由常务理事刘仲良负责，会址设县民报社。6月12日，“小教联”在城新镇小学召开会员大会，推选出5名理事，由理事长刘造士负责。
为了活动的合法化，中共安乡地方组织将建立“三联”的要求先后向国民党安乡县政府报告、备案。高云霞、鲁震祥、聂日新还找到了熊壮猷，得到了熊的口头批准。“三联”建立后，会员迅速发展到300多人，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二、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贪污”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劳苦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从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78万人、非正规军34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对山东、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改变了战局，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国民党统治区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针对蒋介石的镇压政策，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在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1948年春，魏恒若与汤万协按照中共襄南地委的通知，到江陵张金河中共襄南地委驻地，面见城工部副部长张泽生，汇报常、安、南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接受了迎接解放军渡江、配合作好迎接湖南解放准备的任务。魏恒若在常、安、南一带中共党组织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和中共襄南地委布置的任务，要求抓住时机，发动群众，结合当地实际，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破坏、反美抗暴”形势的鼓舞下，就地开展抗征粮、抗征丁、抗暴力斗争。安乡的许多保甲长，都是共产党员，开展斗争的有利条件很多。永乐乡（今下渔口镇）各保利用保长的权力和合法身份，发动群众抗丁、抗粮。七保有个姓吴的农民，早稻收割后准备向田赋征收处交粮，地下党组织安排保长黄春富出面，仅用少量的钱“贿赂”粮警，一粒稻谷也未交。这一年，该保分了6个壮丁任务，地下党组织对县、乡征兵人员以以钱折丁的方法，软拖硬抗，6个壮丁一个也未征走。有的保将征兵名额分派到各家，地下党组织及时告知应征对象，帮助他们逃走，不少青壮年男丁躲过了抓丁之苦。孙中原带着肖中富控制了驻津市的华安米厂，在洪水到来时破坏了该厂，毁粮75000公斤，致使国民党军队某部粮食供给紧缺。
抗丁抗税，激发了人民群众反蒋迎解放的革命热情。在安乡县城，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交换阅读革命书刊。通过读书活动，看清了蒋介石丧权辱国、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自觉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
1947年5月下旬，城新小学教职员工在3个月未发工资、家中生活无着的窘况下，由教师彭斯允、高云霞暗地串联教师罢课索薪，全校教师群起响应。高云霞写出《告全县父老书》，组织教职员工到县政府请愿，质问县长李少陵，罢课活动得到了学生及其家长的支持。为策应全国大罢课的风潮，将罢课时间延长到6月2日。国民党安乡县政府只好责令城新镇政府突击收取办学经费，抢在全国大罢课的头一天发放了教职员工工资，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1947年夏，国民党安乡县政府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企图以反共理论控制教师。彭斯允、高云霞在农村教师报名时，分头做工作，劝教师不要参训，训练班因无人报名而停办。
1947年，国民党湖南省省长王东原为了在政治上“戡乱救国”，在安乡搞了一个“示范县”，在报纸上宣传，以此强化国民党的统治手段。彭斯允、高云霞、徐汝霖（教师）等共同编写了一首《湖南安乡示范花鼓》印发全县，揭露“示范县”枪杀逃避抓丁的青年农民朱梓云，县长天天打牌、不理政事，县政府官员争权夺利、以权谋私等丑行，揭开了“示范县”的真相。彭斯允还写了一首《李大妈》的歌，在安乡县城广泛传唱并搬上了春节文艺舞台。揭露了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达了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的怨愤。高云霞弃教语文课本中歌颂蒋介石的课文，刻印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作教材。新生小学教师金汉川发动教师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思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安乡私立小学青年教师鲁震祥发动师生投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在学生中教唱《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码头工人之歌》等革命歌曲。1948年底，鲁震祥与金汉川组织了学校1949年元旦文艺晚会，编排了《王小二过年》、《茶馆小调》、《一根竹竿容易弯》、《苦命的苗家》等文艺节目，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寒假期间，还发动读书会成员，联合部分从外地回安乡的青年学生、教师，组成了“大家唱歌咏队”，在安乡胜利舞台（今城关镇县文化馆后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一时间，抗日救国的歌曲在安乡城关唱响。
1949年5、6月组建的“三联”组织，组织会员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以开展读书活动为主，传播进步书刊，编写小报、墙报，宣传革命主张，帮助民众了解全国形势，让民众看到了希望。这一年，安乡雨水多，许多农田受渍被淹，春荒严重。6月上旬，以“中联”为主发起，“三联”联合开展支农排渍和“半升米”募捐救灾活动。鲁震祥率领一部分师生到长岭洲一带，帮助受渍的农户车水排渍，访贫问苦。在“半升米”募捐救灾活动中，鲁震祥带着学生，在安乡县城大街小巷演出以“救救灾民”为主题的街头剧。为了扩大宣传，他们日夜排练，在中山堂举办了救灾义演，演出《黄河大合唱》、《你这个坏东西》、《山那边好地方》等文艺节目。整个活动历时一个多月。活动结束后，“三联”将筹集到的捐款、粮食等物分发给部分受灾群众。1949年5月底，安乡县税捐稽征处职员王有弟揭发处长王希愚的贪污行为。“大专联”抓住县税征处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联合“中联”、“小教联”并组织农民，开展了反贪污的斗争。“三联”组成了县税征处帐目清查委员会，派出高云霞、章光苞、曹声桐、刘仲良、张修中等代表，与有关社团组织的代表和县政府合署审计查帐。一批学生和农民包围县税征处，痛打态度恶劣的王希愚及其办事员唐德才，捣毁办公室。“三联”向全县印发了《安乡二十七万人民锄奸书》，与社团组织共派代表，向来安乡视察工作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陈采夫告发，要求予以查办。一时间，反贪污的标语贴满了县城和部分乡镇。金汉川、聂日新在《安乡民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群众反贪污的正义行动。由此，反王希愚贪污的斗争演变为全县的反贪污腐败斗争。有的要求清查乡公所的帐目，有的揭发垸务局的贪污行为，一些豪绅、官吏贪赃枉法的事情被揭发出来。国民党安乡县参议员陈玉书，以办“湖南省农业建设公司安南加工厂”的名义，贪污义仓积谷数十万公斤，并勾结县银行、县田赋处私自动用40万公斤粮食库券。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全县反贪污斗争的压力下，国民党安乡县政府不得不要银行交出帐目，清查贪污案。县田赋处也被迫发出公告，表示“乡村农民欠赋暂行停催”。反贪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民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贪污”的斗志，震慑了国民党统治集团。
三、开展统战策反工作
1949年4月1日至15日，国共两党代表在北平再次进行和平谈判。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的独立完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大举向中南地区挺进，直逼湖南。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精神，为争取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党、政、军中的上、中层人士走和平道路，成立了统战工作小组，在毛泽东的直接安排下，开展统战工作。程潜和驻扎在湖南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党、政、军要员，决定弃暗投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备忘录，谋求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春，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动原国民党联勤总部铁道军运指挥部第一区少将副指挥官陈采夫，成立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简称“民促社”），在国民党中、下层军官中进行团结、教育、策反工作。4月底，程潜委派陈采夫任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湘西工委、安乡地方组织则利用陈采夫的关系，对国民党安乡县党、政、军要员进行统战工作。
1949年3月中旬，陈采夫指派曾在1946年与曾济民在国民党第七军官总队集训的张诚（负责南、华、安“民促社”工作）来安乡，张诚针对曾济民迷惘和苦闷的心理，以挚友之言与曾济民连续3晚恳谈与劝导。曾济民醒悟，表示向人民靠拢，接受“民促社”领导。5月，陈采夫又召曾济民面谈，吸收曾济民参加了“民促社”，并要求曾济民“保障地下共产党员的生命安全，掩护其顺利进行工作，发展‘民促社’组织，配合共产党的行动，完成安乡和平解放的大业”。安乡“民促社”组织主要在国民党安乡县自卫总队、县警察局和各乡正、副乡长中秘密发展成员。曾济民接受任务后，发展县自卫总队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龙霖、县自卫总队参谋李隆致、县自卫总队中队长袁尚武、县警察局长陈海松、警察所长曾佩宪、乡长彭逢盛等20多名国民党安乡县党、政、军负责人为成员，成立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安乡分社”（简称“民促安乡社”），并制定了“掌握武装，维持秩序，和平解放，完整移交，保障地下党员的生命安全和一切活动不受干扰”的工作任务。“民促安乡社”成立后，陈采夫派其侄子带上自己亲笔书写、经方用同意的密信专程来安乡，由曾保宪（曾济民次子、“民促社”成员，后为中共党员）领至北正街大有布店谢能敏（中共党员）家，与金汉川取得了联系，并转达了陈采夫要求安乡地下党组织派一人经常与曾济民保持联系，以便曾济民配合安乡党组织的工作。中共安乡县支部确定由金汉川负责与曾济民联系。不久，金汉川按密信中的指示，在县城大兴街曾济民家与曾济民接上了关系。曾济民向金汉川倾诉了弃暗投明的思想转变过程，表示愿在安乡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做好各项“迎解”工作。
1949年6月中旬，正值安乡的反贪污斗争向纵深发展。陈采夫根据中共湘西工委的意见，以国民党专员身份来到安乡，做熊壮猷的统战工作。陈采夫了解情况后与金汉川进行个别交谈，陈采夫对金汉川说：正在竭力争取熊壮猷参加“民促社”，为统战工作的需要，安乡党组织暂不要把反贪污斗争的矛头对准熊壮猷。金接受了陈的意见。熊壮猷通过陈采夫的反复劝导，消除了顾虑，表示弃暗投明，向人民靠拢，毅然接受参加起义、迎接解放的任务。陈采夫介绍熊加入了“民促社”。6月下旬，熊壮猷开始公开支持“三联”的一些活动。在“三联”开展的救灾活动中，熊还派出医生到灾区为灾民进行义诊，并将“三联”募捐到的粮食等物派人送到重灾区的灾民手中。反贪污活动的后期，在民众控告裴力之的上诉状上，熊态度鲜明地写下了查处批语。
熊壮猷、曾济民政治态度的转变，标志着安乡统战工作的巨大成功，为争取安乡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四章
和平解放安乡与建立人民政权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陈兵湘鄂边界，于7月10日与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湘赣战役，从湖北宜昌、沙市至江西赣江沿岸，在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华中国民党残余部队。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中共安乡区工委利用熊壮猷、吴铁铮、曾济民的合法身份，依靠“民促社”、“三联”组织，发动广大群众，紧锣密鼓地开展迎解工作。
一、开展迎解活动
针对安乡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中共湘西工委和中共安乡地方组织认为，只有“上引下促”，才有赢得安乡和平解放的希望。所谓“上引下促”，即在国民党安乡县党、政、军上、中层骨干中秘密开展统战工作，发展“民促社”成员，解除国民党军警武装；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三联”组织，与国民党政府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迎解的主要活动是：
（一）开展宣传活动。
根据全国解放的形势，中共安乡地方组织针对国民党安乡县党、政、军头面人物的思想活动和群众对政策生疏的现状，采取各种方法，公开或秘密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大政方针，引导人民群众奔向光明，走向新生。
“三联”自筹经费，开展各种文艺活动，张贴标语，举办墙报，编印小报。“大专联”创办的石印《大众导报》（3日刊），利用安乡民报社的收音机，在县无线电台台长毛树松的帮助下，收听新华社发布的全国解放战争的消息，把解放武汉，解放军成功从沙市、宜昌渡江等重大新闻，刊载在《大众导报》上，散发到群众手中。“中联”组织旅省回县学生、简师与县中学生，自编自印《向阳》等10多种书刊和传单。“小教联”创办的《小教旬刊》，图文并茂，揭露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反共、反人民的行径，揭露全县堤垸失修、灾民流离失所、地主加租逼债、奸商屯积居奇、税赋多如牛毛、兵匪强行勒索的社会现实。金汉川、聂日新、周存义利用《安乡民报》“湖光”副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鼓舞民众寻求光明，坚持斗争。“小教联”还在城新小学开办民众夜校，吸收近40名工人上课，向工人讲解工农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和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斗志。
金汉川、聂日新利用安乡民报社编辑兼记者的有利条件，将秘密收到的新华社消息，“改头换面”在报上刊出。“民促安乡社”成立前，谢能敏用蜡纸刻好《告国民党特别匪帮书》，秘密带到安乡民报社金汉川的住处，半夜里和金汉川一道用报社的油印机印制，再由金设法送往外地，寄发给国民党的一些地方党、政、军头面人物。《告国民党特别匪帮书》指出：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党已是穷途末路，一切反动派要停止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立功赎罪，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1949年6月上旬，根据急剧变化的时局和上级有关精神，中共安乡地方组织指定谢能敏负责，先后由鲁鸣皋、开朝选、周裕慎等党员组成秘密刻印小组。在新生小学（后转移到鲁鸣皋、周裕慎家里）采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办法，刻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部分章节、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政策》、《城市政策》、《约法八章》、《中国土地法大纲》、《国民党叛变的二十二年》以及迎接解放的标语口号、文件、传单等20余种，散发5000多份，鼓舞了民众，震慑了国民党当局。中共安乡地方组织还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密送到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街道、农村集镇码头张贴，激发人民群众迎接解放的积极性。
安乡解放前夕，宣传活动更加广泛。7月28日，中共安乡区工委组织城关支部党员，彻夜不息给县城各商家、居民户密递传单、标语等油印资料，预告安乡即将解放，驳斥国民党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谣言。中共下渔口支部和陈家嘴支部，书写、张贴迎解标语，“民促安乡社”成员及部分统战对象对迎解活动的开展给予了很大支持。谢能敏等人刻制的宣传品中，有一部分就是借出县自卫总队的油印机，在曾济民家里秘密印制的。“民促安乡社”成员陈本钦密带曾济民交给他的20多份《安乡二十七万人民锄奸书》，到大鲸港邮局寄给了一些机关、单位。
（二）筹建共产党领导的“两面”武装。
安乡解放前夕，金汉川计划改造安乡地方武装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后得到周礼的指示，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孙中原根据上级精神，曾于1949年3月指示中共下渔口支部筹建武装中队，并指定孙斌、冷长生、孙少阶3人参加，开展武装斗争。5月，罗松柏提出，经孙中原批准，派孙斌、冷长生、虢凤梧、吴佳长、罗松柏、彭楚梅等中共党员打入驻扎在陈家嘴的国民党湘鄂边绥靖公署暂编一师四旅十一团暂编连当兵，计划夺取枪支。后查明该部是一支基本没有枪支的土匪队伍，在该部整编南调时将这部分党员撤离。6月，中共湘西工委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五四”指示精神，决定将湘西各县中共党组织和“民促社”控制的武装力量加以整顿、改造、充实，组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用双数序列编番号，下设12个突击大队，分3批起义。安乡的番号定为突击第二十大队（简称“二十突”），属第二批起义。金汉川被派往华容组建第六大队未遂返安后，与高云霞、曾济民对安乡组建突击大队进行武装起义进行了研究。认为，安乡境内及其周边，反动势力戒备森严，东有殷氏兄弟为首的土匪活动猖獗，北有湖北的保安一旅和保安八旅重兵压境，南有史辉的“独立营”经常骚扰，西有江正发与朱和柏两个团及“三马”匪部分别镇守津市至汇口一带，县内顽固势力更有“覆巢无完卵”之忧。县自卫总队和警察局虽在中共安乡地方组织控制之下，但相对势力单薄。县自卫总队的整顿工作尚未完成，思想不统一。如立即宣布起义，恐四面临敌、寡不敌众，即使起义成功，粮食和枪支弹药等补给也很难解决。议定对已掌握的武装加强控制、抓紧整顿，由曾济民迅速增派可靠人员担任骨干，保持县自卫总队的合法身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两面”武装，暂不打出突击大队的旗帜，不举行武装起义，确保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6月下旬，中共澧县工委左承统、周铁泗、刘玉舫等领导该县东部、南部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获得成功，成立了第四突击大队（简称“四突”）。宋希濂率部和4个县自卫总队，在毛里湖将“四突”包围。7月中旬，“四突”的一、四两个中队在毛里湖突围后又在黄田湖被围。中共安乡区工委指示以曾济民为首的县自卫总队明围暗放，“四突”的两个中队再次突围成功，在中共夹洲支部熊仲篪、张廷燮、贾泽球等人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在“四突”从毛里湖进入安乡，再从安乡突围的整个过程中，曾济民都是亲自率队明围暗放，充分发挥了共产党领导的“两面”武装的作用。
（三）保护革命力量。
为了确保中共安乡地方组织和党员活动的安全，金汉川与曾济民接上关系后，将中共安乡地方组织的情况明确告知曾济民，曾随即将此情况转告“民促安乡社”成员，要求务必认真负责地确保共产党员的安全，保障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不受干扰。1949年上半年，金汉川在安乡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与监视。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派某高参来安乡缉查王平，熊壮猷接到任务后即交给曾济民办理。熊、曾都意识到王平可能就是中共安乡地方组织的某个负责人，一面表示积极缉查，一面速派通讯员胡光熙暗中通知安乡民报社经理周存煦，暗示王平躲避。金汉川立即隐蔽起来。曾济民以“查无此人”将某高参连同20多个军警送走。彭逢盛（参加民促安乡社前）检举欧阳春是临澧逃过来的共产党员，要求县自卫总队逮捕欧阳春。曾济民对彭说：共产党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必大惊小怪！欧阳春继续留在中共夹洲支部开展活动。“三联”组织开展宣传、募捐活动与清算王希愚贪污罪行时，曾济民嘱咐县自卫总队和警察局不要干予，并责成“民促安乡社”成员支持、保护“三联”组织和群众的正义斗争。保长徐伯玉等检举夹洲的熊仲篪、熊常省、杨世福有共产党嫌疑，曾济民知道后也未作处理。1949年6月，曾济民率队在四区与澧县交界的张九台掩护“四突”时，徐伯玉又在复兴码头要曾济民处置熊仲篪等人。曾即派人通知熊仲篪，要他们注意隐蔽。曾济民到理兴当时，有人检举孟觉等人是共产党分子，要求逮捕他们，曾也是设法搪塞了事。6月26日，金汉川根据中共湘西工委发展武装力量的决定，率党员聂日新、熊仲篪、李冬生、郭宗益、谢能敏、孙立之、黄新志、唐锦、严钦富和进步青年熊常省等10人，赴华容参加和领导侯宗瀛部起义，建立第六突击大队。曾济民按照中共安乡地方组织的意见，指派“两面”武装的二中队第三分队中尉分队长袁尚武护送，并发给一张南、华、安“联剿”组织收军粮的通知单，金汉川一行10人安全到达湖北石首调关。
（四）力荐吴铁铮回安乡当县长。
陈采夫为了完成中共湖南省工委、湘西工委交给的统战、迎解任务，认为把吴铁铮（1901年11月出生于安乡县安宏乡唐家铺，曾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战中，因同情抗日青年学生揭发胡宗南秘书贪污受贿之事，于1940年被捕入狱，1943年10月保释，参加抗日战争，后任国民党某部第三军副参谋长。1947年河北清风店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在晋察冀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一年。1948年11月经批准获释赴北平做蒋军的策反工作，北平解放后回湖南与陈采夫取得联系，加入民促社）派回安乡任县长最为合适。因吴被俘释放后刻意立功赎罪，报效人民；吴与曾济民是黄埔同学，关系较好；吴是安乡人，在中共安乡地方组织中的印象较好，能得到信任和支持；吴来安乡，熊壮猷就可以调往常德。由此，几个方面的力量可以更好地配合，其作用更大。中共湘西工委同意了陈采夫的计划，并请示中共湖南省工委，经中共湖南省委统战工作小组告知程潜，6月29日，程潜委任吴铁铮任安乡县长，调熊壮猷任常德县长。吴铁铮准备到安乡接任时，湘鄂川绥靖司令部副司令官周磐，根据宋希濂的旨意给熊壮猷打电话，说吴铁铮是陈采夫保荐的共产党，不能办移交。熊壮猷为表达拥戴共产党的诚意，为了保障陈采夫计划的全盘实现，于7月上旬携带家眷，深夜乘船赶到常德。随即拉着在常德开会的金以楠（安乡县副参议长）和周文炳（湖南省参议员）一道去见宋希濂。熊壮猷对宋希濂说：“吴铁铮是安乡本地人，谁都知道他不是共产党，而是个好人。”并要同去的金、周两人作证。金、周两人对熊的举动感到很突然，由于对吴铁铮本来也没有什么恶感，只好随声附和说“吴是个好人。”宋希濂说：“只要是个好人，就让他到差吧！”宋随即电告周磐。吴铁铮7月16日接任安乡县长后，服从中共安乡地方组织的领导，配合开展迎解活动，主动抵制湘西绥靖会议的贯彻，用软抗硬拖的策略，使国民党政府布置在安乡实施的抢运粮食、招募新兵、宣传铲共等五大计划全部落空。吴铁铮了解曾济民的政治态度，经常和曾济民谈起被俘后受教育的情况，还指令曾济民一定要抓住县自卫总队武装，管好队伍，维护好地方秩序。同时还指令各乡乡长、乡队副，要严格管理武器、枪支，随时听从命令和调遣。
（五）稳定社会秩序。
1949年6、7月份，安乡临近解放，县境内及其周边的各种对抗势力不甘失败，伺机破坏、捣乱，以阻挡安乡和平解放的步伐。中共安乡地方组织为了确保城市、乡村、机关、学校、邮电、交通、档案、武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依靠全县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和投向革命阵营的“民促安乡社”、“两面”武装，稳定了安乡的社会秩序。
7月中旬，湖北保安八旅旅长邹树声率2个保安团从南县前往澧县，途经安乡时，找到吴铁铮和曾济民索要军粮，吴只答应给一天的给养。曾济民指挥县自卫总队在沿线所有渡口设防，监视保安团的行动，防止骚扰。“三联”在县城发动群众，大造“团结一致，抵制兵匪，争取解放”的舆论，迫使邹树声部不能在安乡境内停留。白崇禧部第七旅1个连由湖北公安到梅景窖骚扰勒索，曾济民得报后率队围剿，缴获了该连的全部武器。
7月下旬，吴铁铮将分散在县境内的警察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安乡县临时警察中队（简称“临警中队”）。任命张隽（国民党中央警察学校毕业、因不满国民党统治而回安乡担任安乡民报社编辑，“民促安乡社”成员）为中队长，县临警中队编成3个分队，100多人（枪），主要任务是维护县城治安秩序，驻扎在县城关天后宫。7月25~26日，县城关一些敌对分子利用某些群众的惶惑心理，不时在街上起哄，造谣生事，还扬言要焚烧县城。闹得商户关门、居民惊慌，秩序混乱。27日，高云霞、金汉川将县城关的可疑分子与一些国民党安乡县党团骨干人员名单告知吴铁铮、曾济民。是日晚，张隽率县临警中队武装人员按名单拘捕20多人。不少乡镇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展开行动，全县的社会秩序迅速稳定。
盘踞在安乡境内及周边的殷三满、殷四满、史辉、马昆武、江正发等匪帮，虽经常在安乡边界骚扰，企图抢夺武器、财物，但受到中共安乡地方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的威慑，也不敢轻举妄动。在临近解放的几个夜晚，根据中共安乡区工委的意见，县临警中队的战士全副武装，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通宵巡逻，以防止意外事件发生。为了镇压地方顽固势力，稳定各乡地方武装，中共常安南工委派孙中原在陈家嘴成立了地下武装中队，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活动，对稳定当地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安乡地方组织迎解活动的开展，为迎接安乡的和平解放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
1949年7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澧县，23日又在“四突”的配合下，和平解放了津市。
安乡的解放，指日可待。此时，安乡与方用、陈采夫的联系中断。中共安乡地方组织决定，7月27日派张廷武前往津市，通过“四突”的左承统、周铁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取得联系。张廷武向第四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李恩求汇报了安乡的情况。第二天，张廷武向李恩求请示安乡要做的工作。李当即口授四点意见：安乡所有国民党武装一律驻扎在乡里；将国民党帽徽一律取掉；安乡地下党派人继续与四十九军联系；所有国民党队伍等候人民解放军收编。张廷武立即打电话找金汉川、高云霞，因金、高不在家，由曾济民代接转告。
张廷武带着四十九军军部给吴铁铮、曾济民的文字命令和两大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于29日赶回安乡。同日，陈采夫也派人以蔡大情、任彬（陈采夫、方用化名）的名义给左晋安、亚铮（曾济民、吴铁铮化名）送来指示信：“若环境需要而又许可，该县应即宣布自动解放。左晋安队即为湖南人民解放军突击队第二十大队。”金汉川、高云霞、王柳、吴铁铮、曾济民等听取了张廷武的汇报，研究了四十九军军部给吴、曾要安乡自行宣布解放、维持地方治安、筹粮支前、完整移交的指示信。决定按四十九军意见办事，于30日宣布安乡和平解放，立即分头行动，作好准备。鲁震祥迅速通知城关支部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新生小学集合，刻印标语、口号；曾济民向县自卫总队（“二十突”）和县临警中队发表了《为迎接解放告指战员书》，号召全体官兵“站在人民的阵线上，坚决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坚强忠勇地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我们的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诚为人民服务”。同日，吴铁铮还向全县各机关首脑、乡镇长发布了《安乡县政府命令》。晚12时许，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日进驻安乡县城的消息，中共安乡区工委连晚通知“三联”、妇女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准备锣鼓，扎好彩旗，待次日天明时集合队伍，迎接解放军进城；吴铁铮通知国民党安乡县政府各机关单位；标语口号由区工委统一印发各单位。12时过后，吴铁铮向县政府秘书李维亮授命：马上起草《安乡县政府布告》，宣布安乡和平解放，连晚印好，天亮之前贴出！并拿出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几份文件，要李维亮看后再写。30日凌晨1时，《安乡县政府布告》经吴铁铮审查修改印制，连同《为迎接解放告指战员书》分送到县城各单位、各乡镇。《安乡县政府布告》宣告：于三十八年（民国，即1949年）七月三十日（公历），安乡正式宣布解放！
1949年7月30日，是安乡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清晨，中共安乡区工委和城关支部的党员走上街头，检查标语、布告张贴等迎解准备工作情况。街上到处张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安乡县政府布告》以及“拥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万岁！”、“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等标语。一些没有显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向群众宣传新政策、新思想。主要街道两侧摆放着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茶水、食品。上午9时，金汉川、高云霞、王柳、鲁震祥等率领城关支部的党员和“三联”成员，吴铁铮、曾济民率领国民党安乡县党、政、军、警机关起义人员，与成千上万手持彩旗、敲锣打鼓的群众汇集到大兴街码头（今县武装部堤外）至五总沿河大堤上，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上午11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六师四三八团指战员，从津市乘船抵达安乡县城。顿时，县河两岸，鼓乐、鞭炮齐鸣，歌声、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解放军指战员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下从大兴街码头进城，经大兴街、县府街、北正街、南正街，直抵天主堂营房驻地（今县消声器厂处）。解放军刚到驻地，安乡工商界人士就将1000多斤猪肉作为慰问品送到了驻地，并准备了100担大米供应解放军。中共下渔口支部派彭焕章、罗松柏、孙斌赶到县城，参加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的庆典。
三、共产党接管政权
1949年8月8日，冀南南下工作支队二大队二中队（由武城县组成）、三中队（由故城县组成）干部徐敬民、郝义武等77人抵达安乡县城。南下工作队，是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建立政权。1949年3月，在冀南区党委所在地威县方家营集中，经过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后，4月在河南开封成立了中共安乡县委员会（时称“南下县委”）。书记韩芳宇（女，因调任中共常德地委组织部长，未到职）、副书记徐敬民（主持全面工作），县委委员郝义武（组织部长）、李子敬（社会部长）、翟立普、李俊杰。6月，南下县委从开封分两路出发，徐敬民率大部分干部乘火车、轮船经南京、芜湖、武汉到沙市，步行经公安到澧县。郝义武率10多名干部随乔晓光、王含馥的先遣队乘火车经郑州到漯河，随四野十三兵团到襄樊，在襄樊学习一个多月后乘船经沙市、石首、公安到澧县与徐敬民所率队伍会合。稍事休整后，于8月6日步行到津市，8月8日从津市乘火轮到达安乡。
8月9日上午，安乡驻军派人通知高云霞与南下县委取得联系，在第一次县委会议上，高云霞汇报了安乡的有关情况，向南下县委移交了中共党员花名册，并共同研究了接管建政的步骤与方案。南下县委决定：“三联”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自行解散，其成员各自投入新的工作。个别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不予公开，以便了解掌握敌情动态。
8月10日，徐敬民、郝义武组织召开前国民党安乡县政府职员大会，徐敬民发表讲话，宣布国民党政权已被推翻，原县、乡政府机构全部解散，建立由郝义武任县长的安乡县人民政府。要求原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老老实实办好移交，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为人民立新功。下午，在县城五总操坪召开城关地区的群众大会。大会由高云霞主持，郝义武宣布：安乡县人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政权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人民政府是工农的政权，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府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一切反人民、破坏革命的分子坚决镇压。人民群众要安心生产，遵纪守法，协助人民政府搞好政权建设，做好各项工作。
8月11日上午，在县城南门外白骨塔，由四三八团首长、南下县委、中共安乡区工委、安乡县人民政府联合行动，改编了“二十突”、县临警中队的500多名官兵（“二十突”400人，县临警中队150人）。接收各类枪支486支，子弹28100发，手榴弹313枚。经改编，留下“二十突”的一个中队110人、机枪6挺、步枪200支，维护全县地方治安。并成立县大队，孙毅任大队长，金汉川任副大队长；其他大多数人员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参加衡宝战役；少部分愿意回家的人员发给了安置费。各乡镇收缴的100多支零散枪支，此前已向四三八团驻军移交。
8月11日至20日，按照安乡县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及其分工，成立了政工、财经、文教、交通等接收小组，接收前国民党安乡县党、政、军、警机关的财物和档案。由于吴铁铮、曾济民在中共安乡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事前控制了全县武装，集中和掌握了县自卫总队、县临警中队、乡公所的全部武器，作好了财物、档案移交的准备，接收工作非常顺利。各乡在县人民政府成立后，10月底左右全部向县人民政府办理了移交。
8月17日，根据中共常德地委《关于与秘密党组织合并问题的指示》，南下县委与中共安乡区工委合并，正式成立中共安乡县委员会，书记赵长春（中共常德地委委员、地委民运部部长，兼任，未到职），副书记徐敬民（主持全面工作），委员李俊杰（组织部长）、翟立普（宣传部长）、李子敬（社会部长）、郝义武（兼县长）。
8月，开始筹粮支前工作。上旬，驻安乡的四三八团首长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证军需供给，支援全国解放，与吴铁铮商议，利用原国民党政权机构的力量开展筹粮工作，布置了150万斤大米的征购任务。新政权建立前已征集40多万斤。新政权建立后，中共安乡县委、安乡县人民政府加强对筹粮支前工作的领导，抽调干部180余人，组成6个工作组，深入到全县乡村，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征借粮草的规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与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联合布告及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征借粮草工作的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筹借粮食（有余粮的中农酌情少借）。至9月15日，共筹借大米109.49万斤，为上级分配任务的66.4%。10月10日后，按照湖南省临时政府的《公粮征收办法》，安乡全面开展公粮征收工作，至年底，119个有征粮任务的保（占总保数的82.1%）,共征收公粮1145万公斤,占征粮计划的65.6%,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四十七军一六0师四八0团一部分官兵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常德军分区第六大队进驻安乡，辖6个区中队、2个直属连，官兵400人。郝义武兼任大队长，孙毅、金汉川任副大队长，徐敬民兼任政委，吕云峰任副政委。
9月15日，安乡全县设置5个行政区并建立党、政机构。第一区辖城新镇，治所设新镇街，区委书记孙振明，区长刘希达，副区长刘秉珍；第二区辖笃睦、永乐、治化3乡，治所设陆家渡，区委书记任章，区长冯福善，副区长万凤兰；第三区辖文化、梅文、湖障3乡，治所设官当，区委书记蒋朝忠，区长豆村；第四区辖理兴当、焦夹2乡，治所设大湖口，区委书记冯国瑞，副书记任鸿勋，区长吕宝珠；第五区辖永丰、永裕、安稼3乡，治所设出口洲，区委书记李建堂，副书记宋捷三，区长高义兴。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安乡县委、安乡县人民政府完全接管了安乡这片被国民党政府统治了几十年的土地，掌握了全县的党、政、军大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2日，中共安乡县委、安乡县人民政府在县城组织机关干部、工人、居民、学校师生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庆祝中国人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真正开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